“30.30愿景”，指的是到了2030年，提高自产农产品的数量，满足国人30%的营养需求。但这以外的非食用农产品，包括胡姬花和观赏鱼，到底还有多少人在经营？他们会面对什么挑战？本期报道走进农场，探问营业状况和业者心声，并向当局了解土地政策、农场概况，以及支持计划。 新加坡土地有限，政府为了军事和其他用途收回农地时有所闻。农地租期和续约的不确定性，加上租金跟市价挂钩，给本地农夫造成巨大压力，一些决定离场。 一些农场业者也反映，国家公园管理局于2018年接替农粮兽医局，成为非食品农场（包括胡姬花和观赏鱼）的主要监管机构后，收回和重新招标的农地租期越来越短，加上租金过高，以及一旦要搬迁，业者须承担高昂的清地和重建费，迫使更多农场停业。  去年，当局通知位于林厝港的金龙鱼养殖场Arowana Centre，租约于今年底到期。业者叶重智（60岁）表示无法承担新址的重建费，只能抓紧时间变卖产业，放弃30多年的养殖业。 毗邻的圆愿锦鲤场（Marugen Koi Farm），也面临年底租约到期须搬迁的问题。 业者杨宗诚（44岁）说，农场营业额从2011年的5万元，增至目前的90万元，搬迁肯定影响未来几年的收入。 “搬迁成本相当于三四年的利润，但我们不忍心放弃海外的许多老客户，打算标新地继续营业。” 卓花园业主卓炳川（左）种植胡姬花超过50年，与儿子卓宏一继续在这一行耕耘。（邝启聪摄） 胡姬花花期太漫长 赶不上政策变化速度快 卓花园（Toh Garden）总经理卓宏一（39岁）说，2014年以前租约满的胡姬花农场，都一次过获可续签20年。 “我们的租约于2014年期满，当局的续约租期短，须不时更新，我们因此很难规划未来的出货生产。” 他说，2018年推出的土地政策，导致胡姬花农场数量急剧下降。在现今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要开发新的胡姬花农场几乎不可能。 他解释，胡姬花生产周期漫长，至少需要三到五年。“业者必须承担五六年的高额支出，才能接收第一批胡姬花产物。若政府不了解胡姬花业，也没给予支持，剩余四五家真正种植胡姬花的农场，最终将陷入非常脆弱的状态。” 卓花园业主卓炳川（左）种植胡姬超过50年，与儿子卓宏一继续在这一行耕耘。（邝启聪摄） 梁清顺农场（Neo Cheng Soon Farm）业者梁传丰（60岁）现有的双溪登加农地租约2027年到期，他担心届时是否能续约，租期多长？ “政府的一些政策改革过急，但种胡姬花不能心急，要有足够的地方种，最少得等三年多，花才会开。我们只是要种花。” 国家公园局城市绿化与生态平衡中心处长张伟杰回答《联合早报》问询说，新加坡仅1%的土地用于农业。为满足胡姬花和观赏鱼农场的多样化需求，当局切割不同大小的地块供招标，与农场探索转化运营方式，进而提高生产力和用地效率。 他指出，2018年公园局接管非食品农场后，通过行业简报、小组会议和登门拜访，与农场密切接触，其中每年与胡姬花和观赏鱼农场分别举行20次和10次会议。 国家公园局城市绿化与生态平衡中心处长张伟杰回答《联合早报》问询说，新加坡仅1%的土地用于农业。（何家俊摄） 针对业者承受的土地租期和租金压力，张伟杰说，当局根据反馈对地块大小和租期进行调整，例如为胡姬花农场引入“10+10年”和“3+3+3年”的租期，满足胡姬花业的多样化需求。 另一是就地招标（Tender-In-Situ）政策，提供现有租户在现址继续经营的机会。 他说，2021年1月翊荃胡姬花园（Yik Zhuan Orchid）获批以52万5000元租地（首10年期），即每月4000多元。 有业者反映开辟新农地须投入庞大开支，张伟杰指当局已规划20公顷分布在林厝港和双溪登加的土地，供胡姬花种植。 “这些土地有一些基础设施，包括电信管道、水管、电力和围栏，让农场能快速入驻、启动运营和支付前期资本投资。” 卓花园总经理卓宏一积极培育胡姬花新品种，农场目前生产200多种胡姬。面对农地不定等各种压力，他希望政府继续支持胡姬花业，因为胡姬花已成为新加坡文化身份的一部分。（邝启聪摄） 当局也安排胡姬花农场与植物苗圃毗邻，允许业者集中和共享资源。 另外，当局近期也为三块供养殖观赏鱼的双溪登加土地招标，地块面积从1.46到1.7公顷不等，招标将于五月底结束。 “公司可选择在室内经营，前提是须获得相关机构的批准，这可包括农业、进出口、零售和电子商务的组合。” 梁清顺农场业者梁传丰多年前就不做切花生意，只专注培育新品种和盆花生意。他说，胡姬花市场竞争强，顾客对新品种的需求强劲，所以须更努力，推出更多新品种。（邝启聪摄） 当局开课教农夫写“商业提案” 除了标价，商业提案的质量是当局评估农地招标的关键考虑因素，业务提案和投标价分别占七成和三成的比重。 国家公园局城市绿化与生态平衡中心处长张伟杰说，2021年2月起，公园局定期举办“商业提案”撰写课程，协助业者为土地招标做好准备。 梁清顺农场专注本地市场，每个月固定在植物园和园艺园林摆卖胡姬花产品，仅两三成产量供出口。（邝启聪摄） 当局也给予资金支持，于2023年4月推出750万元的津贴计划，加强景观绿化和动物行业的生产力。 “津贴将帮助业者支付购置设备和技术的成本，包括新定制的数码解决方案。” 他重申，我国土地有限，这些行业有必要通过技术和数码化增强生产力。当局将继续与胡姬花和观赏鱼农场密切合作，配合需求改善生产力和实施解决方案。 “胡姬花农场可利用温室系统、气候控制系统、LED生长灯和智能灌溉，而观赏鱼农场可使用循环水产养殖系统或水质监测系统，提高生产力。” 梁清顺农场专注本地市场，每个月固定在植物园和园艺园林摆卖胡姬花产品，仅两三成产量供出口。（邝启聪摄） 胡姬花需求转变 业者专精种盆花 本地胡姬花农场从2018年的25个减至17个，业务也适应需求变化，专注生产更高价值和持久性更强的胡姬花，并转向生产更多盆花而非切花，以供应本地市场为主。 自16岁就种胡姬的卓炳川（69岁），1994年创办的卓花园生产200多种胡姬花，业务主要由儿子卓宏一打理。 卓炳川说，20年前，卓花园种少过5种石斛兰（Dendrobium），大规模生产的切花主要卖给胡姬出口商，供给日本、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市场。 随着旅游业蓬勃发展和经济起飞，本地的胡姬花需求不断增加，卓炳川指出：“我们主要供应举办胡姬花展或婚礼等活动的本地客户，还有如今出口到日本、所罗门群岛和伦敦等占不到产量的5%。” 延伸阅读 实况报道：一个要他读法律 一个鼓励他当大法官 背后母亲和老婆大人 造就杨邦孝的“法官大人” 实况报道：工程师幕后默默监测 只为让游人安心玩乐 卓花园总经理卓宏一积极培育胡姬花新品种，农场目前生产200多种胡姬。面对农地不定等各种压力，他希望政府继续支持胡姬花业，因为胡姬花已成为新加坡文化身份的一部分。（邝启聪摄） 业者：盼新总理内阁理解并支持胡姬花业 卓宏一说，农场每天仍出产切花供本地销售，少量出口给海外消费者或作展览，但多数产品都是盆花，供应海內外市场。 “本地政府机构、景点花园、酒店、俱乐部和家庭对盆花的需求日益强劲。为了满足需求，我们投入大量资金到资讯科技和建立社媒，多方推广产品。” 他说，本地胡姬花业的竞争优势在于新胡姬杂交品种的高质量和不断创新。 “希望新总理黄循财领导的新内阁能继续理解和支持胡姬花业，毕竟，新加坡的国花是胡姬花，胡姬花已成为新加坡文化身份的一部分了。” 梁清顺农场业者梁传丰多年前就不做切花生意，只专注培育新品种和盆花生意。他说，胡姬花市场竞争强，顾客对新品种的需求强劲，所以须更努力，推出更多新品种。（邝启聪摄） 梁清顺农场业者梁传丰多年前就不做切花生意，只专注培育新品种和盆花生意。农场每月生产大概3000盆花，冠病疫情之前，超过一半的产量供出口，如今只有两三成。 他说，本地的切花主要由柔佛供应，“出口生意不容易做，空运费、人工和成本很难跟泰国等区域国家竞争，加上过去的主要出口市场——欧美和日本经济萎缩，出口就更难成气候了。” 梁传丰偶尔接到海外邀约，比如中国各地或东南亚国家的胡姬展，以承包方式邀他带胡姬花去展览，“我已不做在海外展摊摆卖的生意，太辛苦了。” 梁清顺农场专注本地市场，每个月固定在植物园和园艺园林摆卖胡姬花产品，仅两三成产量供出口。（邝启聪摄） 这两年来，本地一些胡姬协会和组织，不时邀他参加在购物中心或滨海湾金沙举办的植物展。他每个月固定在植物园和园艺园林（Hort Park）摆卖，准备参与8月的花园节。 但他说，胡姬市场竞争激烈，顾客对新品种的需求很大，所以他须更努力，推出更多新品种。 曾是本地最大的胡姬农场——胡姬山庄，1993年至2012年在万礼的农地面积达到43公顷，种植200多万株胡姬花，约八成胡姬切花出口到美国、日本和欧洲，每一两天都有货运。 潘惠义曾在万礼经营本地最大的胡姬花农场——胡姬山庄，后来搬到双溪登加，因面积过小而舍胡姬改种菜。他感叹胡姬花已是夕阳工业，空运、土地和员工成本都很昂贵，不容易经营。（邝启聪摄） 业者潘惠义后来搬到双溪登加的3公顷地段，因面积太小，无法取得产量，决定舍胡姬改种菜。 他说：“胡姬花已是夕阳工业。以前的空运费跟现在一样贵，再加上土地和员工成本，真的难经营。” 胡姬出口量呈下降趋势 梁清顺农场专注本地市场，每个月固定在植物园和园艺园林摆卖胡姬花产品，仅两三成产量供出口。（邝启聪摄） 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显示，2014年新加坡胡姬切花的出口总值约2000万元，2022年跌至约750万元，目前世界排名第六。 针对近年胡姬出口量（包括切花、植物和组织培养）的下降趋势，城市绿化与生态平衡中心处长张伟杰说，切花常用于酒店、商业大厦及海内外的休闲/旅游场所，疫情期间胡姬等切花的需求下降。其他原因包括区域竞争激烈和家族企业缺乏接班人。 他说，公园局将尽量与本地胡姬业者沟通，完善胡姬花的土地政策，如租期和土地大小，并推出支持和增加生产力的举措。 转址重建成本太高 观赏鱼小业者无奈退场 由于地租无法续约，叶重智经营了30多年的Arowana Centre鱼场将于年底停业，他计划廉价售出10多个池塘里养殖多年的金龙鱼。（叶振忠摄） 本地观赏鱼业者叶重智从业已逾30年，但由于用地无法续约，他将于今年年底关闭农场。 他的农场Arowana Centre，位于全岛西北边的林厝港。Arowana是金龙鱼的学名，他不到两英亩的农场里就养了1000多条用于繁殖后代的母金龙鱼——它们是为本地市场和海外出口提供货源的重要鱼种。 “这些母鱼进货的时候一条售价几千元，现在我准备几百元一条卖出；另外，我还有400多个鱼缸准备送人。” 叶重智坐在农场接待区里唯一一张躺椅上接受《联合早报》采访，他手里点着烟，身边的电视里正播着华语电视剧，但他似乎并不在乎声响盖过他说话：“小时候，电视上每个月都会播报新加坡观赏鱼出口取得很多外汇，我也逐渐对养鱼产生了兴趣。” 圆愿锦鲤场业者杨宗诚（左）和员工一起选择锦鲤出口海外。（叶振忠摄） 叶重智的“小时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新加坡长期占据世界观赏鱼出口排行榜领头羊位置。然而，从90年代开始，发展势头开始减弱。根据联合国2021年观赏鱼出口额统计，尽管新加坡仍排在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位，但出口额已从2014年的6700万元，滑落到2021年的5400万元。另据公园局最新统计，本地观赏鱼农场数量也从2018年的71家，下降到目前的60家。 作为60家观赏鱼农场之一，Arowana Centre有10多个户外养鱼塘，目前靠两个兼职工人打理。叶重智自称英语说得不好，不擅长通过互联网推广产品，也没得到政府补贴，因此生意从2010年到现在至少下降了三成。 根据市区重建局2019年颁布的整体规划，Arowana Centre所处的地块将被用来发展未来农业。叶重智去年就从当局获知今年底租约到期，由于无法承担搬迁重建的成本，因此只能变卖产业。 Arowana Centre隔壁的圆愿锦鲤场，租约也同样在年底到期。 业者杨宗诚（44岁）曾在澳大利亚留学，拥有广泛的海外客户网，农场销售额从2011年至今翻了将近20倍，然而，搬迁将花去他好几年的农场利润。为了留住老客户，他好不容易在毗邻的梁宙（Neo Tiew）觅得一块新址，但面积仅相当于目前农场的一半。 圆愿锦鲤场将于今年年底搬迁，搬迁会用掉农场3至4年的利润，而且新址面积仅为现在的一半。（叶振忠摄） 大农场也视土地为未来重要挑战 除了小型农场，本地最大观赏鱼企业仟湖鱼业集团也将土地视为未来发展的挑战之一。 仟湖鱼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国清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仟湖在本地的农场租约目前仅剩两年，倘若两年后无法续约，公司要重新建一样规模的鱼场，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在这里开现代鱼场成本非常高，如果须要搬迁后重建，会考虑扩建仟湖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鱼场。” 他向记者解释，观赏鱼产业需要大量供电、供水，经营成本尤其受到电价影响，倘若再没有稳定的产业用地，投入还将更高。另外，土地政策也会影响同在林厝港的鱼苗和养殖供货商的稳定。倘若供应商被迫搬离，仟湖就会因此缺少足够的茉莉鱼、孔雀鱼、金鱼等货源，对整个供应链造成影响。 圆愿锦鲤场拥有稳定海外客源，销售额从2011年至今翻了将近20倍。（叶振忠摄） “虽然观赏鱼这个行业不会消失，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稳定的土地政策。为了合理布局，集团不会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 他告诉记者，为了分散风险，集团已经在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建鱼场，让国际客户可在源头买到货，不必到新加坡中转。同时，集团也积极拓展宠物用品、海鲜养殖等不同产业，以降低对观赏鱼单一行业的依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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